连日来，上海、湖南、黑龙江在三天内先后分别发生了楼体倒覆事故、两列客车侧面相撞事故与大桥坍塌事故，新华视点记者实地调查时发现，三起事故目前均是由当地组织开展调查，初步的调查结论也备受公众的质疑。对此，记者质疑：“都是娘家人自查，究竟有多少可信度？”（7月2日《新华网》）

    出了安全事故后，尽快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与责任，不仅是为了对事故本身有一个交代，更是为了给事故中的相关利益受损者一个交代。但是，安全事故的调查本身，既是一个非常讲究细节的技术活儿，也会因立场不同而结果迥异。正因为如此，安全事故发生后，由什么样的单位、组织去进行调查，必然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事故最终的调查结论。

    而无论从理论上来看，还是从此前诸多的事实来看，要想有效增强与确保安全事故调查本身的社会公信力，都应该更多地从制度与程序的层面来积极完善，以最大限度减少调查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与人情操作的机会与空间。而回避制，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选择。

    实际上，在刑事诉讼法、公务员法等法律中，回避制早就是一个被国人广为熟知的法律制度。虽然在现实操作中，可能还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但整体上来说，由于法律制度明确要求符合法定情形的利益相关者主动或被动回避，不仅从制度程序的层面减少行为人瓜田李下不必要的嫌疑与麻烦，而且也更为有效地维护了司法公信力。

    事同此理。笔者认为，要想从根本上增强与确保安全事故调查的公信力，有关方面不妨也尝试着引进与推行这种回避制度。具体而言，就是发生安全事故后，应硬性要求与安全事故发生的地方、单位与行业没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组织、单位与个人来进行调查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，更多由事故发生方的自家人或娘家人来主持调查。

    毕竟，安全事故的调查结论，往往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、行业与部门的法律责任与经济利益，由利益相关者自我调查，只怕难免会避重就轻。

    同时，再好的制度，如果缺乏全面而有效的监督，也可能在具体的执行中被虚置与架空。所以，安全事故的调查，迫切需要引进更多有效的社会监督。
（阮占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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